專訪故宮文物鑒定家耿寶昌:“故宮是一所大學校”
紫禁城600年了,故宮博物院也迎來了自己95歲的生日。我是1956年11月12日正式到故宮報到的,轉眼60多年過去了。故宮真是一所特殊的大學校,我沒有想到自己會一輩子在這里愛瓷、賞瓷、鑒瓷。這些瓷器不知翻了多少遍了,仿佛和每一件瓷器都成了老朋友,但我仍然覺得學之不盡,受用不完。
從成立到今天,故宮博物院一直以學術立命。20世紀50年代,吳仲超院長先后延攬了徐邦達、劉九庵、孫瀛洲等一批老專家、老技師和高學歷人才,改變了故宮博物院在解放初期的人員知識結構,使故宮博物院在文物研究、鑒定、修復、古建保護諸領域專家云集、人才輩出。作為中國最大的古代藝術品寶庫,必須得有一大批熱愛這些珍貴文物、與之相得益彰的專家隊伍,且多多益善。上世紀80年代后,年輕的大學生開始進入故宮,他們一批批正在被培養成各個門類的專家。
那時我們最主要的工作是對故宮所藏文物進行清理。在故宮上百萬件的藏品中,瓷器是大宗,占了1/3。瓷器分散在各大殿不同的房間不同的角落中,需要把它們集中在一起,鑒定等級、登記編目。那時故宮博物院還接受了大量國家機構和個人的捐贈,包括國家調撥的文物、流散在外的故宮舊藏,還有南遷北返的文物……清理工作真是千頭萬緒,大家經常加班加點。冬天庫房里沒有暖氣,不能生火,夏天又塵土飛揚,悶熱異常。但大家樂此不疲,在文物清理中經我手新發現的珍貴文物、重新鑒定的文物也有一些,比如唐代越窯長頸瓶、宋代哥窯葵口碗、明成化青花人物碗、乾隆款龍泉窯刻花盤等。
故宮的瓷器主要是明清的,當然也有更早的唐宋元的珍品。孫瀛洲老師被同行推崇為“宣德大王”,早年跟他學習時,也見過宋代五大窯的瓷器。在故宮看到這些東西時并不陌生,但感覺完全不一樣,故宮的都是精品,數量多,也更成體系。
1973年開始,“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覽”開啟了在國外的巡展,我作為隨展人員先后被派往法國、加拿大、英國等國家和地區。出國的日子,有時間都泡在了博物館,了解中國瓷器在海外的狀況。1990年至1997年,我作為國家館藏一級文物古陶瓷鑒定專家組組長,對各省區市的文博單位館藏的瓷器進行鑒定。7年的時間,每年有大半年在外面,大大小小的博物館、考古所的庫房,幾乎每個地方都走到了,鑒賞了大量的瓷器,確認了數萬件一級文物,對中國瓷器的源遠流長、博大精深有了更為系統、直觀的認識。
1986年時,英國人在南中國海打撈了一艘沉船,出水有15萬件中國清代雍正、乾隆時期的瓷器,我們國家想買回其中的一些外銷瓷,就派我和馮先銘先生一起去荷蘭收購。但剛一開拍,起價就翻了10倍,遠遠超過我們的收購價。回國后,我們聯名給相關部門寫了報告,建議建立中國自己的水下考古隊。1987年中國有了自己的水下考古隊,后來就有了南海一號、南澳一號等重大水下考古,打撈的沉船都出水了大量瓷器。現在故宮也參與到國家組織的聯合海外考古,比如對沙特塞林港遺址的發掘,發現了宋元時期的龍泉青瓷、景德鎮青白瓷和明清時期的青花瓷,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。
中國對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做出了許多重大貢獻,在陶瓷技術與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,尤其突出。一部中國瓷器史,就是一部文明發展史的縮影,寫一部中國陶瓷史,不容易。現在全國各地的博物館都有自己的陶瓷收藏和陳列,但都不夠系統,很雷同,也很分散。將來如果能建一個清晰反映中國陶瓷發展的專題博物館,就太好了,這也是我的一個心愿。
(作者為故宮博物院研究員、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)
題圖為耿寶昌近照。王琎攝
上圖為記者采訪耿寶昌先生。